|
几日前，我和我的丈夫去北京火车站送朋友，在大厅上行的自动扶梯上，有个穿着单军装的女兵，大檐帽压着齐耳短发，上尉军衔，肩很宽，却很瘦削，肩后的肩胛骨支支楞楞的，看得清清楚楚：她斜挎一个扁扁的帆布“军挎”，一手提着一只不大也不满的旅行袋，军用胶鞋......我当即就呆住了。这不是我吗？这不是杨星？这不是刘子华、叶玉梅、徐伊丽吗？
身旁是丈夫，是他拉着我离开扶梯的。他问我，怎么了？
将要分手的朋友也关心的凑近我，病了？
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，我五指并拢捂住眼睛,另一手指指女兵的方向，说，看那个女兵......
那女兵在找候车室，扬着的头,挺直的腰,宽大的军裤,几乎是扁平的臀部......当年在队列里,战友的背影几乎是同样的.丈夫对朋友解释道,又是她那个“女兵情结”。
十几岁当了几年兵，就永远能触景生情，真服了她!
那女兵的神情像是要离家归队，眼中有几分落寞,几分离愁。在外当兵那么多年。这种时刻的这种感觉，不必再专心去体验，似乎勾勾手指它就会出现在眼前,像一只带久了的小狗。
当天晚上，我开始写我的女兵小说。
第二天，同在一个单位的女友，当过兵的于萍刚听了我讲给她的小说构思,就急不可待地抢着说，好好好好,这个故事的专利权在我这儿,这是个真人真事,听我给你讲。
我当然诧异，问她，真人真事?这是我编出来的呀！
她笑了,拍拍我的脸说，得了吧你,这个故事,在我们军区的好几个医院里都知道，我们几个医院的总机班晚上值班的时候，没事就互相打电话，讲的都是这些故事。
我不间断地写下去，再也分不清哪些是于萍讲的，哪些是我编的了。
一
一辆军用卡车在山间公路上颠簸而行。 卡车后边扬起一股巨大的土阵极其嚣张，飞扬翻动滚滚向前。猛然，卡车刹住，停在一个叉路口,车后的土龙继续前行吞没了卡车。驾驶室的车门打开又关上，过于好一会儿,土落完，车门才重新打开，跳下一个士兵。他走向车厢尾部，拍拍厢板叫道，到了!他从车上接过一个背包放在地上，再伸手去接，一个着装整齐、腰间束着腰带的女兵跳下车来。
女兵说，真热啊!
男兵指指叉路，说，那边就是。
女兵说，谢谢啊!
男兵径直进了驾驶室。
女兵说，以后看病来找我！我叫杨星。
其实她那时还不会看病。
卡车走远了。杨星怔怔地盯着脚旁的两件行李。一个捆的结结实实的背包,一个灰色人造革旅行袋。这天早上,军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晨练几乎让她给搅了。演李奶奶的副队长张燕帮她打好背包后就去了练功房。杨星也一直跟在后面。一进练功房,有人见她眼泪汪汪的,就招呼道，星儿，要哭哇?一说就灵，她真的就哭起来，抽抽嗒嗒,余音绕粱，不绝于耳。开始还有人笑，后来就都没了声。
队长过来，先把腿搭在扒杆上，才说，让你去军医院，那是培养你哪，学医去，学技术去，多好的事呀，还哭？！
副队长张燕又说，等我们有了病。就去军医院找你；你给我们开药方、打针多好!
舞队的徐伊丽也凑过来，给她擦眼泪，说，就算你先去开辟根据地，以后我们老了，跳不动了，就去跟你学看病。
斜刺里有一条黄土路,深深浅浅的车辙形成咯咯楞楞的道沟，蜿蜒伸展出去。路尽头有一片灰秃秃的房子，绿树环绕，像一座村庄。有三三两两的老乡从路上过,对路旁这个单个女兵竟热视无睹赛过见多识广的城里人。这说明野战医院里女兵不少.杨星松了口气。
杨星15岁当兵，因为太小，先被放在军宣传队。整日跑龙套，轻松而惬意,居安不思危。一年多下来,养得白白胖胖，寄回家的照片把她父母都吓了一跳。于是她父母给老战友、军政治都主任写了一封信,恳切要求把女儿放到艰苦的岗位上去锻炼。杨星接到家书，几乎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。调令终于下来，军野战医院在等着她。“野战”两个字吓人得很,使她联想到抬着担架边掩护边撤退的战斗情景。她悄悄给军部食堂的大师傅张,大师傅张点点头成全了她的想象，说，有这个可能。杨星的眼圈立刻就红了。
她又说给副队长张燕，她们同住一个宿舍。张燕严肃地说,当兵嘛，就是要随时准备上战场。所以临走这天早上她那么个哭法,不仅仅是因为军部在城里而军医院在几十里之外的山沟；也不仅仅是战友情深,难舍难离；但也不完全不是久久盘桓在她头脑里的那个生死界的问题。她留恋这个充满阳光充满和平气氛的练功房,留恋这个可以无忧无虑抖着嗓子尖叫到高音C,踢腿摔到地上没人笑话,钢琴、手风琴乱弹一通，黑管、提琴又吹又拉，整日顽童一般的生活。
“李玉和”帮她拦了一辆军部的卡车，她在他那个戏里演卖香烟的小女孩。她本想请求副队长张燕送她到医院，可是队长对李玉和说，你和李奶奶的戏上午再来一遍，要是再像上次那样给我那么拖着......
李玉和打断他说，杨星走了．今晚香烟谁卖?
谁都能卖，队长说。
杨星把背包抡到身后，提起旅行袋。
|
|
